2025年3月23日，美国加州基因检测公司23andMe宣布，在密苏里东区破产法院启动第11章重整。

这家在2006年成立的基因科技公司，曾经风光无限。2021年上市时，该公司市值一度达到58亿美元，但如今大厦将倾，繁华如梦。导致其由盛转衰的原因，既有商业模式单一的局限，也有黑客袭击等“灰天鹅事件”的影响。2023年12月发生的大规模黑客袭击事件，不仅严重影响其声誉并导致用户检测订单锐减，也带来大量既有客户的集体诉讼。

在重整程序启动前，债务人曾展开多方重组和博弈，但未能达成一致。按照债务人的预期，启动重整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第363条出售，可能使得该公司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获得3500万美元重整融资，大幅度改善公司现金流。

问题是，这家公司的核心资产是1400多万客户的基因检测样本和数据。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这些基因检测的唾液样本和数据，到底会怎么办？

3月21日，加州总检察长鲍勃·波塔（Bob Bonta）就针对该公司的加州客户，发出“消费者警示”，提醒这些客户按照联邦《基因信息隐私法案》和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尽快删除其基因数据和检测样本，并提供了详细指引。另外，考虑到潜在的风险，波塔还提醒客户撤回允许基因数据用于科学研究的许可。

加拿大和英国相关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也表示，将会密切关注该重整案的进展。此前黑客袭击发生后，英国数据保护局（Inform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已经与加拿大隐私保护局（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围绕该公司的基因数据安全问题展开联合调查。

事实上，生物科技公司破产带来类似的数据安全问题，并不鲜见。2024年11月，英国DNA检测公司阿特拉斯生物医学（Atlas Biomed）突然停止运营。忧心忡忡的客户并没有获得清晰答案，哪怕是投诉到前述英国数据保护局。

就个人信息和数据而言，较之地址、电话等传统信息，基因数据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基因数据不仅与个人生老病死息息相关，更具有不可控的外部影响，当然也具有十分广阔的商业前景。此前曾有报道，执法机构可以通过基因数据逮捕犯罪嫌疑人，雇主可以筛选特定基因类型的雇员，保险公司亦可以根据基因数据对客户展开高精度筛选。

但不管潜在的风险有多大，破产程序中究竟如何处理基因数据，既有制度供给确实乏善可陈。

在美国，联邦层面对于这类问题并无统一处理规则。由于债务人不是医疗机构，客户也不是“病人”，因此基因数据处置不受《健康保险可携性与责任法案》（HIPAA）的约束。另外，《基因信息禁止歧视法案》禁止雇主和医疗机构基于个人基因信息采取歧视性措施，但并不禁止基因数据企业出售相关数据。尽管部分州法有相关规范，但其效力只限于州内。

因此，在基因检测公司破产程序中，客户的基因检测样本和基因数据安全问题，不仅当事人很关心，破产执业者也应该关心这个法律盲区及其对策。

该公司官方声明表示，在重整期间该公司将继续正常运行。“我们承诺将一如既往保护客户数据，确保用户数据未来的管理透明，而且在任何潜在的交易中，数据隐私都将是重要考虑事项。”

但根据该公司官网披露的《隐私声明》，基因数据交易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如果我们涉及破产、兼并、收购、重整或资产出售，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你的个人信息可能会被访问、出售或者转让，这一《隐私声明》在你的个人信息被转让给新实体后将继续适用。为了帮助运营我们的服务和关联机构，我们可能会向关联公司披露你的个人信息。”

基因数据当然十分敏感，但这在商业交易中并非首要考虑的因素。就财产出售本身，不管是在破产程序中，还是破产程序外，竞买的终极规则都是价高者得，而不是基因数据保护措施最严者得。对于卖家来说，关注的是更高的价格，尤其在其自身商业模式已成问题的前提下，能够卖出去、尽量卖高价，就是王道；而对于买家来说，关注的是符合其性价比预期的基因数据，以及以这些基因数据资产包为核心，在未来找到更具有盈利前景的商业模式。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可以要求任何竞买者都承诺遵从既有的基因信息保护措施；但在未来，新的买家可能会遵从既有措施，也完全有可能会按照自身的各种需求去改变规则。

这个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曾引起过学者关注。2005年，爱德华·雅戈尔（Edward J.Janger）博士就曾在《法律、医学与伦理》杂志撰文，专门讨论过生物样本库可能面临的破产法问题。

雅戈尔指出，尽管生物样本库对于医疗和科研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生物样本库面临破产，将会给其捐献者的隐私保护带来严重问题。按照雅戈尔的分析，生物样本捐献者与样本库之间法律关系的差异，会在破产程序中带来不同的结果。

如果基于捐献者与生物样本库之间的“合同”，债务人出售客户基因数据后，捐献者只能就其损失寻求赔偿。但问题在于，生物样本捐献者的损失很难被精确计算和量化。而且在破产程序中，损失即便可以被量化，通常也只能居于普通债权顺位，其清偿率很难得到保障。

另外，对于基因数据隐私相关的承诺，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启动后，可以拒绝继续履行该合同。对于债务人违反承诺义务，捐献者的唯一选择是就其损失申报债权，并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清偿。但在完成财产出售后，债务人的赔偿责任被免除，而新买家则很难受到限制。即便原有的合同中约定新买家对于基因数据的保护义务，托管人在出售前也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之无效。

如果把生物样本视为捐献者的“财产”，生物样本捐献者可能在破产程序中获得更好的对待。捐献者不一定行使取回权，但可以要求生物样本库提供某种担保，进而获得担保债权人的地位，在破产程序中获得优先清偿。但问题是，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对基因数据赋予像知识产权一样的财产权地位，生物样本捐献者从来不是检测样本的“主人”。

那么政府机构能否有所作为呢？雅戈尔认为空间十分有限。如果基因数据确实属于债务人财产，政府机构不太可能叫停其对合法财产的出售。即便政府因此对债务人处以巨额罚单，该罚单在破产程序中也会居于劣后债权顺位。而且，政府罚单即便全额受偿，也不太可能让基因数据捐献者直接受益。

二十年后，难题还是难题，问题还是问题。

随着23andMe陷入财务困境，破产法学者就在思考其中的问题。2025年3月1日，萨拉·吉尔科（Sara Gerke）、梅丽莎·雅可比（Melissa B. Jacoby）、格伦·科恩(I. Glenn Cohen)等学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官网上撰文，讨论该公司破产时涉及的基因数据出售问题。几位学者指出，这个无解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法律体系过度依赖于通过隐私政策来保护消费者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总是被视为有价值的资产。三位学者建议，国会应该通过立法改变这一点，比如通过类似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综合性规范。但这个建议即便能够落地，也远水解不了近渴。

这几天，笔者也一直在关注媒体和业界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目前看来，可行的选项不外乎如下几个：

其一，公共权力部门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禁止债务人企业的基因数据出售。将基因数据与安全挂钩已有先例，比如有媒体报道美国军方就以安全隐患为由，禁止军队人员使用市面上的基因检测工具。这个选项的好处是干脆利落解决公众的后顾之忧，但缺点是涉嫌对自由市场的不当干预，利益相关方甚至可能因此而寻求国家赔偿。

其二，在相关数据库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客户积极登录账户，删除基因检测公司数据库里个体基因数据，撤回同意个体基因用于科学研究的许可。连日来，23andMe公司网站访问者络绎不绝，这个方案确实有一定可行性。但此举仍然不能保证每个客户都能顺利找到账户和密码，顺利删除其数据、顺利撤回其许可，肯定会有为数不少的客户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删除数据。对于潜在买家来说，这类遗留客户的基因数据都是求之不得的宝贝；而遗留客户基因数据越多，该基因数据资产包的潜在价值就越大。

其三，强制要求基因数据出售必须要以客户明示加入，同意出售其个人基因数据，也同意其基因数据用于科学研究。此举避免因客户不知情或者怠于在数据库内删除其个人数据而造成基因数据被出售，优点是客户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但对于千万级客户群体的企业，要一个个取得客户许可，不仅可能带来更大的成本，也不见得有可行性。

其四，在破产程序中任命个人隐私保护官（Consumer Privacy Ombudsman，CPO）。此举已有先例可循。理论上而言，个人隐私保护官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强化对破产程序中基因隐私的保护。但个人隐私保护官不会无偿劳动，也不会是无所作为的榆木疙瘩。对于债务人企业来说，任何外部监察员的介入不仅会提高成本，也会引入对破产程序的制衡。在23andMe破产程序启动后，随着基因数据安全问题的发酵，已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但目前被债务人企业严词拒绝，法官亦未置可否，未来究竟会如何还需要观察。

其五，让基因检测客户成为破产程序真正的“利益相关方”。重整程序的核心价值在于找到运营价值，为债权人带来更高的清偿率。但在23andMe公司重整中，真正的债权人并不是所有1400多万基因检测客户，而是因为基因数据泄露而通过集体诉讼索赔的受害者。也就是说，大部分基因检测客户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看客”，即便债务人企业的基因数据资产包顺利卖出，也不会返还基因检测客户一分钱。

显而易见，上述五种选项各有千秋，都不完美。

基因科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在我国发展迅速。23andMe重整与我们远隔万里，但该案暴露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我国企业破产实践的深入，近年来，我国在数据资产入表等问题上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但在破产程序中的个人敏感信息保护制度和实践层面，目前只能依赖于《企业破产法》和《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和规范，相对零散，也并没有统一的顶层设计。方兴未艾的破产法修改中，对于包括基因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应该有所筹划。或许这会是我国为人类破产文明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

（作者陈夏红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